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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位于旧金山的剧场正处于一股迅速风靡全美的热潮的前沿，这股热潮就是中国游戏：麻将。同年晚些时候，西雅图的哥伦比亚剧院上演了自制的《麻将布鲁斯》。麻将迷们无须依赖现场表演，因为很快他们就可以在家中聆听大西洋舞蹈乐团演奏的欢快的《布鲁斯》录音。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语媒体和西北部的小城镇报纸，到全美上映的电影，再到以麻将命名的时尚鞋履和拉格泰姆音乐，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热议麻将。

　　无论打麻将多么令人愉快，当它首次被引入美国市场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其感到极为陌生，是否会接受它也前途未卜。然而，美国的流行文化和经济发生了变化，最关键的是大众消费主义开始发展，“异域东方”商品的市场逐渐形成，这些变化为20世纪20年代的麻将热潮奠定了基础。与纸牌游戏不同，打麻将需要使用一套特殊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有分量且精雕细刻的麻将牌，是这款游戏吸引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器具本身不会自我推销。企业家们利用最新的广告技巧、商店陈列以及电影等新式媒体来创造并垄断麻将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家们与零售商建立关系，同时通过专利和诉讼来扼杀竞争对手。麻将产业将新型的生产、分销和营销形式与“东方”商品的既有市场及家庭娱乐模式联系了起来。

　　正如他的妻子诺玛（Norma）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与有趣的中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们欧美人聚居的小社区内，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丈夫成了麻将的专业玩家，也是这款中国游戏的亲密学生。”在从熟人那里接触到麻将后，巴布科克声称，通过结合他从“与本地人的不断交往中学到的玩法”，他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这款游戏。他开始制作一套带有英文字母和数字的麻将牌，并编写了规则，帮助他的朋友们学会了这款他们曾经感到难以掌握的游戏。1920年，他印刷了英文版的麻将规则手册，简化了诸如如何计分之类的规则，这使得麻将在上海的英美社区中迅速传播开来。随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巴布科克在美国建立起了一个麻将帝国。

　　美国本土的人们首次听说麻将是在1920年夏天。当时，巴布科克夫妇将其介绍给了正在南加州卡特琳岛度假的洛杉矶富翁们。巴布科克夫妇希望以此来测试麻将的潜在人气指数。他们的预感是对的。加州上流社会欣然接受了这款游戏后，巴布科克夫妇返回上海，开始执行他们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巴布科克致力于将他改进后的麻将推广给在上海的西方人，并希望建立一个出口市场。他的合作伙伴包括朋友安东·莱廷和莱廷在国际函授学校的上司艾伯特·海格（Albert Hager），后者为“中国麻将公司”提供了财政支持。巴布科克与海格以及木材商威廉·A.哈蒙德（William A.Hammond）一起成立了新的“美国麻将销售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渡轮大厦的港口附近，哈蒙德从1922年初开始在那里收货。他们与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J.M.蒂斯（J.M.Tees）共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美营销活动。

　　在邮轮航行期间，船上举行了两场麻将锦标赛，许多乘客，包括来自纽约和亚特兰大的“游戏专家”，都在锦标赛中接受了考验。在为期三周的航行中，麻将风潮主导了邮轮联谊厅的活动。船上机智的理发师向乘客出售了七十套麻将牌，而船上的美国商店也将麻将牌特意标为“轮船礼品”进行销售。乘客们还额外携带了超过二十四套麻将牌，“将它介绍给自己家乡的朋友”，因为麻将正在西海岸积累人气。邮轮靠岸仅两天之后，一家百货商店就在《洛杉矶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那个令人着迷的新旧融合的游戏——麻将，正在风靡全美！”

　　巴布科克和他的商业伙伴们知道，引领潮流的纽约市场对麻将能否进军全美至关重要。但直到1922年秋季，他们在美国东北地区仍未取得重大进展。《》在该年9月刊登了一篇关于麻将在沪上返客中流行的文章，读者由此了解到这一“中国的迷人超级游戏”。然而，随后各大媒体并未争相报道。巴布科克的麻将公司亟须围绕他们的拳头产品制造热潮，同时激发那些时尚达人的攀比情绪。因此，巴布科克将他的高级麻将牌赠送给了在全美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例如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后者拍摄了一组打麻将的照片，使用的麻将牌装在一个雕刻精美的木柜中。

　　麻将从早已风行的亚洲风格产品潮流中获益。正如《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所说：“这款游戏的一半魅力在于它的‘中国味儿’。”诸如范泰恩等纽约著名商场，其商品目录展示了各种用以填满“一间东方风格的房间、阳光房或某人家中的特殊角落”的商品，并专门设立了一个麻将部门。较小的进口商也将麻将纳入他们进口的亚洲货品中，这些货品在美国市场流通，成为混合了日本主义、中国风格和东方主义的美式近东和远东美学的一部分。广告商通过强调外来品的不合时宜和稀奇古怪，营造了所有东方来物的异域魅力。

　　东方主义式消费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峰，但这是建立在欧美长期对茶和中国奢侈品（包括香料、瓷器、丝绸和家具）迷恋的基础之上。直到19世纪，中国一直享有文明开化的全球声誉，但随着华南移民作为全球侨民的一部分进入美国，并引起诸多偏见，中国商品开始与廉价和劣质联系在一起。回忆起自己在19世纪80年代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开办进口业务时，华裔移民安德鲁·甘记得他故意将其误称为“日本市场”。他解释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喜欢买日本货——中国货不怎么值钱。”这种态势在20世纪10年代，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反日情绪蔓延时，再次翻转。到那时，中国商品已经完全融入一种亚洲产品的大杂烩中。安德鲁·甘在西雅图开办了一家成功的新商店——这次命名为“中国贸易公司”，很快就开始销售麻将牌、丝绸和服、中式外套、香、午餐桌布和中式篮子。

　　向东方借鉴和消费美学已经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广泛传播，例如在电影院和衣饰方面，这两者的混杂又与麻将结合在了一起。1922年，也就是麻将热潮开始的同年，随着英国考古学家发现图坦卡蒙王陵墓的消息，大规模的东方主义式消费热潮迅速兴起。这个满藏贵金属和艺术品的非凡珍宝库激发了一系列时装和化妆品的出现，并推动了例如《沙漠情酋》（The Sheik）这类电影的流行。现代主义和装饰艺术等艺术运动吸收了亚洲的设计和艺术风格，这些风格通过建筑、广告和家居物品渗透到了主流的西方审美中。

　　在这次博览会中，麻将首次在美国亮相，但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1892年，英国汉学家威廉·H.威尔金森从宁波收集了一副“多米诺骨牌”，并将其赠送给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库林以供展出。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2700万名参观者中，一定有许多人瞥见了展出的麻将。这样的展出可能毫无意义，但幸运的是，有麻将的使用说明，以及在麻将牌上增添了数字符号，从而减少了美国人认识这些陌生物品的障碍。这两项针对外国人的特点也使得麻将在二十年后全球大热。虽然这次博览会对于麻将本身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但它有助于东方主义式消费的广泛传播。这种消费主义不再局限于高雅文化，而是扩展到诸如装饰品的大众消费。

　　与麻将相比，桥牌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历史与美国大众意识中的英国文化相联系。惠斯特桥牌是19世纪后期各类纸牌游戏的结合体，随后受到部分美国民众的欢迎，他们喜爱挑战智力，并在牌局中因时制宜。桥牌的中心在纽约，其传播依赖于社会精英。情侣和男女分开的团体尤其喜欢这一四人两两搭档的游戏，每逢饭后，他们总是与友人玩牌。桥牌使用的是美国人熟悉的纸牌，值得注意的是，它是通过欧洲传入美国的。相比之下，麻将则越过了太平洋，在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进入美国。麻将牌上刻有汉字和符号，其中国起源肉眼可见。

　　从桥牌的角度来看，麻将可以视为一位继承者、篡位者或者一名入侵者。起初，几乎每一篇报纸文章和评论都在辩论麻将是否会取代桥牌。与有关移民的辩论相呼应，一些人用种族主义的语言警告说，中国的麻将可能取代欧洲游戏。讽刺（且支持帝国主义的）杂志《法官》刊登了一幅图，描绘了挤成一团的桥牌玩家们抵御一队直冲而来的袭击者，后者以麻将牌作武器，穿着中式官服，还有一条吐着烟的中国龙助阵。图片标题“桥上的霍拉提乌斯”也在玩文字游戏，将古罗马的一场传奇保卫战与桥牌联系在了一起，这款纸牌游戏表面上植根于“西方文明”，如今正对麻将严阵以待。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到歌词中的表述，麻将的特点总是拿来与桥牌比较。最终，这两款游戏共存了下来，但在麻将热的最初几年，其玩家和推广者经常通过与桥牌支持者辩论来捍卫他们的游戏。

　　尽管遭受了带有种族歧视的非议，麻将与桥牌的差异对有些人来说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改变。玩桥牌和打麻将都需要四个人，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两两搭档，而后者则是单打独斗。在许多高压游戏中，唯有依赖搭档才能取得佳绩，而打麻将则并非如此。其他人声称，麻将比桥牌更具挑战性、更易学且更具策略性。麻将牌本身也特别令人愉悦。一位社交名媛如此描述它的感官魅力和新鲜感：“我们有点厌倦了一直玩纸牌、纸牌、纸牌。我喜欢玩这些小麻将牌，它们真是太漂亮了，把玩它们是一件乐事。”高端麻将牌的价格，以及能够知晓一般人不懂的外来语，也吸引了那些追求社会地位的人，因为“相对桥牌，麻将可以是特定人群独享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