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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国“假球”行为来说，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非常惊人，严重影响了我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体育运动精神，败坏了社会风气。2015年2月27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会议强调指出：中国梦和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假球”直接制约着我国足球的发展振兴，影响了我国体育强国梦的实现，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已具备设置“假球”相关罪名的基础。

　　司法机关在追究“假球”行为的刑事责任时，主要是根据不同犯罪主体实施“假球”的原因进行处罚，亦即处罚的是“原因行为”而非“假球”本身。从“假球”发生的原因看，包括受贿、赌球、人情往来、技战术考虑等。能构成犯罪的是前两种，后两种情况不可能构成犯罪。因此，根据犯罪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假球”行为可能构成的犯罪有四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开设赌场罪、赌博罪。从司法实务看，现在只对“假球”适用过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个罪名，尚未适用过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这两个罪名。

　　第二种观点阐明了“假球”行为危害的严重性，指出它不仅危害观众的财产安全，也危害博彩下注者、俱乐部、赞助商等的财产安全，这一点是可取的，但因此就将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明显不妥。虽然该罪未明确规定危险方法的具体方式，但一般认为应属于和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具有类似性质的方法，具有紧急性、激烈性、破坏性，虽然并不一定造成人身伤亡等后果，但该手段一定具有造成人身伤亡的可能性。而“假球”行为虽危害严重，但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体育公平等原则、精神的危害，绝对不会对人身造成危害。虽然会对财产安全造成危害，但这种方法是和缓的，不具有紧急、激烈等特性。因此，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假球”行பைடு நூலகம்也是不可行的。

　　第一种是“诈骗罪”说。该观点认为，对假球应定性为诈骗罪。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假球”行为人没有直接从观众和赛事组织者手中骗取财物，但行为人本有义务向观众和赛事组织者提供一场真实的比赛，但由于“假球”行为致使其获得“债务免除”的利益，这种利益也是一种财产性利益，符合诈骗罪犯罪客体的要求。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假球”行为侵害的是观众的财产利益，一种观点认为其侵害的是赛事组织者的财产利益[1]。

　　第三种观点针对导致“假球”的原因行为进行处罚，在刑法理论上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也是目前实务中采取的一种方式。但民众在“假球”问题上关注的是“假球”本身，而不是其原因行为。而且，并非所有“原因行为”都构成犯罪。如因赌博而实施“假球”的，有的可以按赌博犯罪定罪，而一些不是庄家，单纯自己参与赌博并实施“假球”行为的就不能进行刑事处罚，更不用说那些因为人情、技战术考虑、所谓的“为了国家利益”而实施“假球”行为的情况了。同时，这种方法还常常引起“重反腐、轻打假”的批评。

　　这种处罚“假球”原因行为的方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假球”行为的发生，但也有较大的弊端。首先，这种方法“重反腐、轻打假”，有违司法初衷。“假球”案件一般以受贿认定，受贿指的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有此承诺即可，并不要求实际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在“假球”案件中，实施“假球”行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的“谋取利益行为”，但受贿罪并不要求行为人确实实施了“假球”行为，只要做出了为他人实施“假球”行为的承诺即可。因此，“假球”行为的实施与否，并不在受贿罪的评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以受贿定性“假球”案件，保护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和廉洁性，并非体育的精神和正常的体育管理秩序。这样的做法难以回应民意打击“假球”行为的呼声。“假球”案件中的受贿数额和社会上的其他受贿案件相比相差甚远。人们关注、痛恨“假球”，并非因为球员、裁判等收受了多少贿赂，而是因为“假球”严重违背了体育公平、诚信的精神，危及到了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因此，这种处罚“假球”原因行为的做法并未命中问题的“靶心”，不是最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关于“假球”罪名适用的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那么，合理的措施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假球”的产生原因各不相同，不考虑假球产生的原因是不可行的。但“假球”本身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处罚时必须体现对“假球”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因此，对于“假球”这个行为系统(包括两个行为)来说，必须进行两次刑法评价*这里针对的是“假球”及其原因行为进行的两次评价，并非对一行为进行两次评价。，并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假球”行为对财产法益的侵害，而且此观点中的第二种观点将“假球”行为侵害的犯罪客体界定为赛事组织者的财产利益，这是其合理之处。观众的经济利益、赛事组织者的经济利益确实会因为“假球”而受到损害。但是，观众是掏钱向赛事组织者购买的票，而不是直接交付给“假球”行为人，而且是购票在先，“假球”在后，很难说是“假球”行为人欺骗观众让观众交付财物。如果把犯罪客体解释为赛事组织者的经济利益确实避免了这个问题，但诈骗罪的犯罪后果指的是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对于赛事组织者来说，在该次比赛中他并没有因为“假球”而导致直接损失。因为在“假球”实施之前，组织者因这次比赛所应得的收入已经全部实现，他损失的只是因“假球”影响所导致的以后门票收入、赞助等的可能减少。这是以后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只能算间接损失、预期利益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假球”的危害决不仅仅是对观众、组织者经济利益的损害，这不是公众痛恨“假球”的主要原因。“假球”最大的危害是对体育公平、体育精神的损害。因此，“假球”的犯罪客体应是体育公平、诚信等体育精神，对他人经济利益的侵害只能是次要客体。鉴于上述原因，不能对“假球”按诈骗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