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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委内瑞拉成为最早宣告独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一。1811年，当地群众宣布这块土地独立。此后，一场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它先是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la Gran Colombia）的组成部分，后在1830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崛起的军事领导人走向政治前台，掌握执政权力。他们既依靠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威慑、打击地方分离势力，又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笼络地方实权派。这些做法有效推动了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使领土疆域得到巩固。

　　独立以来，这个年轻共和国经历一轮又一轮治乱循环的考验。先是一位“强人”依靠武力执掌大权，然后在内外压力之下黯然退场；接下来，一群“强人”趁乱而起，争权夺利。一种记述认为，该国在1830年至1903年出现39场全国革命，爆发127次起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委内瑞拉的整体形势趋于稳定，但国家建构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依然有限，其权威难以向外围地区、向下层社会有效渗透。自由放任思想的流行，微薄的财政收入，都意味着政府难以拿出资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务。

　　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使委内瑞拉在20世纪初迎来前所未有的转机。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具有优越的区位和开采条件，对外国石油公司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为世界石油生产和出口中心。对委内瑞拉而言，石油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大宗出口商品。在石油收入的推动之下，该国经济实现持续而快速的增长。至1970年，它已跻身当时世界上最富有20个国家行列，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在拉美位居榜首，还超过了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就富裕程度而言，此时的委内瑞拉距离发达国家行列并不遥远。

　　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不仅在经济领域带来重大改变，还影响到委内瑞拉社会的方方面面。石油收入强化了中央集权，地方政府再也无力挑战中央的权威；石油繁荣使该国形成大规模内部人口迁徙，助推城市化进程，重塑了阶级构成；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和阶级结构的变动，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行为体开始崛起，并改变了国家的政治面貌；石油强化了大众对国家的认同，各派政治力量积极参与讨论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石油收入。简而言之，1900年以来，没有哪个拉美国家像委内瑞拉一样经历如此整体性的转变。

　　石油成为委内瑞拉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20世纪中期，该国成功实现从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转型。在1958年之前，该国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国家之一；在1958年之后，该国因其民主体制的高制度化水平和稳定运转而被视为拉美的“民主橱窗”。该国不但建立民主体制，还形成一套支撑民主体制稳定运转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以石油收入为“润滑剂”，以精英和解与精英共识为政治基础，由国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通过主要政党控制的职团网络分配石油收入，能够使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从而达成跨阶级合作。换言之，石油收入使委内瑞拉获得宝贵的经济资源，从而有能力化解政治风险、缓和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军事政变浪潮席卷拉美，该国却能够保持民主体制的稳定运转；一些拉美国家备受游击战的困扰，该国却能够享受和平与繁荣。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些表现足以使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当代政治之中的“特例”。

　　石油既促使委内瑞拉走向繁荣和稳定，也带给这个国家巨大的不确定性。该国以一种不均衡方式融入全球地缘政治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所以融入，是因为石油这种“黑金”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之所以不均衡，是因为作为一个脱胎于殖民统治的“外围”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与那些不受该国控制的政治-经济力量紧密相连。对石油的依赖一旦形成，委内瑞拉就不断遭受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大起大落成为常态。石油使该国从一个“考迪罗的无政府状态转向一种外围依附的状态”。该国从高度依赖可可，到高度依赖咖啡，再到高度依赖石油，始终没有摆脱单一经济的基本格局。

　　在很长时间里，“委内瑞拉例外论”的光环笼罩着这个国家。一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认为，该国拥有民主体制、强政党和自由选举，能够控制军队，并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矛盾。它的民主体制是稳定的、独特的，也是优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榜样。1958年以来的委内瑞拉民主体制不仅超过许多拉美国家，甚至可以在一些方面与欧洲国家相媲美。随着石油国有化在1976年实现，该国国民的乐观主义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该国经济保持高增长，而失业率很低，巨额的产业投资预示着经济的多元化。在许多委内瑞拉人看来，自己的祖国可以依靠石油收入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认为委内瑞拉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因为它已经克服了长期折磨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

　　“委内瑞拉例外论”幻象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破。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暴跌使该国出口收入锐减，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被迫在1983年2月18日实施的汇率浮动，导致本币“玻利瓦尔”出现严重贬值。这一状况意味着以石油收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油价的下行、经济的衰退、不断加剧的通胀，都意味着政府无力维持以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维持精英共识和跨阶级合作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另外，国家能力不足的痼疾暴露出来，政府一直规避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整个国家迟迟难以适应伴随石油收入减少而来的新现实。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届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起实施一场重大经济结构改革。这场改革意在削减财政负担、提升经济效率、缓解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经济压力，却因为行事不周、牺牲下层民众利益而激化了社会矛盾。20世纪90年代，该国政治稳定的“外衣”被彻底撕裂。两场未遂军事政变在同一年接连爆发，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总统因涉嫌贪腐而被弹劾解职，两大政党逐渐丧失对政局的控制力。

　　查韦斯的执政代表着对委内瑞拉现状的巨大改变，他广泛动员在蓬托菲霍时期受排斥群体，取得一连串耀眼的选举胜利。在他执政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分配发生巨大的改变，下层民众开始在各领域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成为新社会理念、文化观念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和践行者。这些做法引发民意的严重分化和剧烈的政治对抗。在他执政期间，朝野双方围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控制权进行激烈争夺，反对派频频策动罢工和停工歇业，查韦斯政府在2002年几乎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拥查派和反查派相互对立、激烈论争，以致该国的国内形势被媒体形容为一场“冷内战”。

　　一批学者对散见于各文献的“委内瑞拉例外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这一看法包含三大组成部分：第一，相较于其他拉美国家，委内瑞拉是受到上天眷顾的；第二，委内瑞拉能够避免出现剧烈的阶级或种族冲突，或避免出现此类情况；第三，委内瑞拉的民主体制是稳固的，政治文化是健康的。在许多学者看来，委内瑞拉无疑是受到上天眷顾的，因为该国拥有巨额的石油收入，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显著改善大众的生活状况。1958年以来，该国形成一套能够保障国家可治理性的政治体制。两大政党成为民主体制之下的主导性行为体，竞争性选举定期举行，执政权在不同政府、不同政党之间实现平稳交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其他拉美国家频频发生军事政变或陷入内战，该国依然能够保持文人执政和政治稳定。一种有利于民主体制运转的政治文化业已形成。民主体制恢复以来，政治精英按照合作协议长期合作。政府掌握关键性的石油收入，努力使各个社会集团从中受益，从而推动形成跨阶级合作。简言之，委内瑞拉越是逆地区趋势而动、避免出现威权政府或陷入内战，“委内瑞拉例外论”就越是能够给各方留下强烈的观感。

　　“委内瑞拉例外论”之所以在美国学者中广为流行，是因为它与美国的“冷战”需求高度吻合。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古巴革命道路和军事独裁政权之间进行抉择。此时此刻，委内瑞拉的民主体制成为上述两种道路的替代选择。评论者指出，当时的美国政府把委内瑞拉视为推动整个中美洲加勒比地区走向稳定的关键国家。肯尼迪政府把赌注押在委内瑞拉民主体制上，以后的美国政府再也无法获得这样一个押注的机会，而这次押注的确带来了回报。委内瑞拉之所以如此受到美国的认可，是因为贝当古比其他拉美国家领导人更成功地建立了美国想要看到的那种民主体制；1958年以来，该国历届民选政府实施了美国期望拉美国家实施的那些方针政策。因此，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石油公司竭力把委内瑞拉吹捧为一个值得第三世界效仿的政治经济发展榜样。

　　“委内瑞拉例外论”的流行也反映了石油业对委内瑞拉的深远影响。该国发现石油之后的时代被描述为传统和现代性相遇，进而重构这个国家灵魂的时代。许多在石油业供职或在石油关联行业工作的人后来成为该国政界、贸易界和产业界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念包含诸多有关石油业及其对国家重要性的迷思。这些观念之一就是：石油业是委内瑞拉获取现代性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石油业使本国出现一些现代的特质或行为模式，也就是形成所谓的石油业“集体意识”（例如纪律、效率、工作道德和精英领导体制），因而使石油业从业者不同于委内瑞拉的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认为，石油的开发不仅为委内瑞拉带来租金导向的经济，也带来快速现代化的幻想。外国石油公司借机把自己塑造为委内瑞拉破除自身落后性和第三世界地位（thirdworldism）的依靠，通过“播种石油”推动委内瑞拉的经济现代化。

　　“委内瑞拉例外论”自20世纪80年代起走向破灭。1983年2月的“黑色星期五”意味着委内瑞拉的石油增长模式失去动力。第二届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伊始遽然发起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1992年，两场未遂军事政变相继爆发。1993年，佩雷斯总统因贪腐被弹劾和解职。两大政党日渐衰败，丧失对政局的掌控能力。原来那种认为委内瑞拉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化解冲突、保持稳定的论断再也无法站得住脚。这个曾经广受认可的民主体制变成了一个“问题”，其浓厚的精英色彩和强烈的排斥性备受指摘。丹尼尔·H.莱文不禁发出感慨，这个国家已经从“委内瑞拉例外论”走向“拉美化”。可以认为，80年代以来的政治不稳定、经济形势恶化和不平等加剧击碎了有关委内瑞拉拥有一个“例外的”民主体制的迷思，也为查韦斯的政治崛起铺垫了基础。

　　对委内瑞拉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跨越历史形成的鸿沟、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项艰巨却无法回避的任务。那种声称“西方就是历史”的论断把欧洲视为现代性的来源；脱胎于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认为天生无法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新发展道路，或无法摆脱历史设定的发展轨迹。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采取模仿，甚至复制欧美的做法和模式，却在前进过程中丧失自主性；即便它们取得短期的成效，也不免在随后陷入停滞与动荡。就此而言，探索一条自主发展道路虽然艰难，但能够让一国把发展的主动权紧握在自己手中，真正做到劈波斩浪、行稳致远。